联系我们

目前的学界对于古籍修复的历史起源，大致有三种看法。

其一是春秋萌芽说。

因为很多的考古发现，一些春秋战国的绢帛上有明显的修改或者挖补的痕迹，这些痕迹在很多专家学者的眼中，就成为了支持春秋战国说的有力论据。

其二是汉唐萌芽论。

在这一时期，讲究书画同型，书籍和字画在形式上并没有区别，因此，对于书籍和字画的修复就都如出一辙，而且此时修复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对字画进行一个加固，并不追求美观。

《齐民要术》中就有了对古籍修复的最早记载，“书有毁裂，方纸而补者，率皆挛拳，瘢疮硬厚。瘢痕于书有损。裂薄纸如韭叶以补织，微相人，殆无际会，自非向明举而看之，略不觉补。裂若屈曲者，还须于正纸上，逐屈曲形势裂取而补之。若不先正元理，随宜裂斜纸者，则令书拳缩。”

最后则是宋代出现说。

这一学说认为，因为唐代印刷技术得到发展，导致了书籍和绘画在形式上出现了分离，形成了不同的装帧方式，这就使得书籍修复从字画装裱中脱离开来，成为了一门独立的技术。

在《齐民要术》里就写明了古籍修复的要求，“微相入，殆无际会，自非向明举而看之，略不觉补。”就是说，修书要做到修旧如旧，这本书本来是怎么个古色古香的，修完了它应当还是如此。所以后来的收藏家也提出了一个观点，“不遇良工，宁存故物”。”书坏了找不到好师傅，那就宁愿先存着。

这位“不遇良工，宁存故物”的收藏家，正是明朝的周嘉胄，其实他对于“良工”的要求也写在他的《装潢志》中了，“良工需具补天之手，贯虱之睛，灵慧虚和，心细如发。充此任者，乃不负托。”、“其书画高值者，装善，则可倍增；装不善，则为弃物。”

02

大概在魏晋时期，出现了专门修复古籍的技术人员，不过他们的工作基本就是拿线把书缝一缝罢了，等到了唐宋时期，修书人才掌握了让书防腐、防虫和保持纸面平整的技巧。

在前人手中，虽然他们没有精妙的高科技设备和技术，但却拥有着对书籍无比的敬畏之心，因不同原因造成的损害，在他们手上会有着截然不同的修补方式。

那么，在古代，匠人们究竟是怎么修复古籍的呢？古人修书的手法有托、裱、补、镶、装等十几种方式，我略举几例说明。

一、补书法

所谓的补书法，主要是针对书籍被虫咬或者鼠咬的情况所使用的一种手法。

将要补的书页打开，再将有字的一面向下，置于隔板，在蛀洞处涂上书浆，将提前准备好的同色的纸张顺着纸纹按在蛀洞上，随后将纸撕下即可，以上工序完成，将纸张晾干、捶平、齐栏、随后定册。

而针对书皮的修补与书页的修补也是有着相当大区别的，书皮破损后应该选取质地和颜色都相似的纸张，裁剪成略大于破损处，将破损处边缘与补纸的刀片相对，拼合粘连即可。

二、去污法

去污法针对的是书籍本身并无太大破损，但被泥点等污染时所用，如果是普通的泥点，可以使用软毛的排笔慢慢刷去污斑上的浮土和泥迹；如果污泥较厚者难以刷动，可以使用小刀顺着纹理向外轻轻刮擦；如果污损处有破裂，就要顺着纸张破裂的方向刮擦。

三、托裱法

这种方法，针对的首先是受潮日久、霉烂严重的“霉书”，其次则是风吹日晒时间过久，纸张已然发脆，如同烟叶触之即碎的“焦书”。

所谓的托裱法，就是先使用同色的纸张将破损处补齐，然后使用排笔在书页背面刷以浆糊，裱以棉纸，最后再拂拭平整，逐页依此进行，全部裱好后，装订成册即可。

03

以上只是古籍修复的一些常见手法，之所以没有继续讲解，是因为篇幅所限，而关于古籍修复，还有些您不得不知的知识。

这就是敦煌的修经人。

敦煌的修经人们，数十年如一日，有组织有系统地对敦煌之中的佛经进行修复。修补的规模之大，甚至出现过修经人们批量补缀卷首的场面。

众所周知，在书籍的保存过程中，由于存放地点的地质灾害、温度、湿度甚至是微生物等自然因素的影响，加之纸张本身因常年的风吹日晒或者烟熏而出现的脆化现象，就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不同程度的残损。

尤其是敦煌这种存放了数十万经书的大型藏书处，其藏书早至晋代的书卷，迟则为宋时的文献，时间跨度可谓是非常惊人，因此敦煌的文献会出现大量的残缺不全，确实是难以避免的问题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就出现了敦煌的修经人。

1990年，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上，施萍婷即提出《三界寺应有藏内经论目录》就是道真和尚修复藏经时整理而来的，需要修复的藏经的目录。

这里的道真和尚，是历代修经者中名气最大的那一位，实际上他也是唯一被正式记载在书中的修经者而在考古过程中发现，敦煌的修经工作是一项旷日持久的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的工作，所以非常遗憾，其余的修经者的名字都湮没在了风沙之中。

在公元900年左右，三界寺毁于刀兵之灾，五年之后，方被重建，但寺中所存的经书已经尽数毁于火灾，无奈之下，三界寺的观音院主道真和尚开始收集古坏的经书，加以修补，重建三界寺经藏。

这些经藏，后来有很多都被转移至了敦煌的藏经洞之中。

04

那么当时道真和尚是如何进行经书的修复的呢？

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，当时的修经者们，一是收集来残损不用的纸片，二是从废旧文书上剪切截取一些纸片，当作修补的原材料。

譬如现在编号为S.6806的经文， 便是最为典型的例子，这一卷经文之上被贴补了一块残片，在残片的四周有着自然形成的破损，残片其上的内容是包括“唐文殊”、“王顺”等人名的《差科簿》。因此，可以推测，这些用来修补的带字残片，很有可能就是道真等人从敦煌各寺收集而来的文本。

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先生的研究指出：

“在敦煌古代众多的修复者中，最有影响的就是道真。在敦煌文献中，留下修复记载的，也只有道真。且据已有研究可知，现有至少52件写卷可与其相印证。”

这五十多件写卷可谓是道真和尚的累累战果，而道真和尚不仅是硕果累累的修经人，还是这一场声势浩大的修经运动的发起者。

敦煌文献大量呈现被修补痕迹，也不仅仅是敦煌修经人们的辉煌成果，某种程度上更是中国的修书匠人们一场盛大的演出，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作，才有了今天的敦煌古卷。